《我在中国做电影》，不只是电影人给电影的一封情书

一部电影从制作到上映，需要经过多少道工序？

哪怕是资深的影迷，也不一定能够回答准确。平时关于电影的宣传报道中，受瞩目的多是演员或导演。许多幕后人员，比如摄影师、拟音师、特效团队、美术师、配音演员等，很少被提及。他们更多是存在于电影开篇或电影放映结束后一闪而过的字幕中，默默无闻。

电影从来都是集体创作的产物，默默无闻并不代表不重要。纪录片《我在中国做电影》就将镜头对准了中国电影的幕后英雄——7位代表当今中国电影产业水准的优秀电影人：叶锦添（美术）、曹郁（摄影）、赵楠（音效）、阿杰（配音）、丁燕来（特效）、魏明（特效）和周逸夫（特效）。通过他们的讲述，为观众呈现干货满满的行业内幕，也让观众清晰地看到一部部电影是怎样诞生的。因此，《我在中国做电影》既是电影人给电影的一封情书，也是一堂宝贵的电影教学课。

《我在中国做电影》的主语是“我”，是一个又一个的“电影人”。这个说法，或许会让人联想到那部爆款纪录片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，两者不仅句式相似，而且传递着相似的工匠精神。

如果此前观众困惑于，为什么有些电影的摄影美轮美奂，有些电影的摄影粗糙直白；为什么有些电影的音效让人身临其境，有些电影的音效让人“出戏”，那么，纪录片中的这些行业领军者会让你找到答案。

差距就在于工匠精神上。曹郁回忆在担任《妖猫传》摄影师时，为了还原出杨贵妃“回眸一笑百媚生”的效果，他们点了几十根蜡烛放在演员脸部周围，用LED灯带突显面部光泽，再加上一种名叫Dedolight（特图利）的灯打在眼睛部分，以多种光源的协作产生一种有层次的光效。即使这样还是不够，为了“百媚生”的流光溢彩，摄影师还手动控制电子调光台，让光流动起来；赵楠担任录音师的电影《影》中，雨贯穿始终，为此团队搜集了上千种下雨的素材。为制作利剑刺穿肺部的拟音，团队通过仔细分析生理结构，利用鱼鳔模仿肺部达成最终的效果；电影《邪不压正》里经常出现的北京城全貌，均由特效制作而成，每一条路的走向、每一个城楼的高度，都精确还原……在这些观众可能不甚留意的细节上精益求精，正是一部优秀电影的“真实感”和“说服力”不可或缺的部分。经典，离不开无数匠人的努力。

从某种角度来说，《我在中国做电影》里的“工匠精神”呼唤的是中国电影的工业化。“电影既是具有独特审美的艺术作品，也是高标准、高技术、高规格的工业产品。工业化由此被视为中国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的必经之路。”

对电影生产各个环节的重视，保证每一个环节均专业化、标准化、规模化，让每一个成品都能达到基本的合格水平，就是工业化思维的体现。电影《流浪地球》导演郭帆曾提到，想批量化生产，得先理解工业化的底层逻辑，那就是要标准化，要可量化，之后才能被分配，被分配才能分工，分了工才能够提高效率。

中国电影工业化之路上的一道槛，就是专业化人才不足。此前冯小刚、成龙、张国立等业内人士就联合呼吁，建立中国影视工业的“蓝翔技校”。不少影视剧组里的幕后工作人员非科班出身，他们可能是来自同一个村、同一个乡，一个带一个进入行业，有时就把幕后工作当作“体力活”来理解与落实。有人曾这样举例说道，中国很多摄影师能拍出一道明亮的灯光，然而拍不出一道“暧昧”的灯光。前者只是把摄影当作举着摄像机的工作，后者则是具有审美和创造力的创作。如曹郁说，他会将自己所欣赏的绘画作品、音乐融入摄影里，让镜头不仅具有审美性，还具有思想性。不同分工的电影人，怀着“匠心”把自己的专业研究透彻、将自己的幕后工作专业地表现出来，才能使得电影艺术的表达更为全面。

《我在中国做电影》关注电影背后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，关注摄影、拟音、特效、美术、配音等每一道工序的运行规律，它也是电影工业化思维的一个具象呈现，为中国电影的幕后工作树立了某种标杆。